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齊天樂 1451天前

數數曆史上關於雪的名句、名詩、名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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薇拉1375天前

1#

雪 韓愈
新年都未有芳華,二月初驚見草芽。
白雪卻嫌春色晚,故穿庭樹作飛花。


望雪
銀花珠樹曉來看,宿醉初醒一倍寒。
已似王恭披鶴氅,憑欄仍是玉欄幹。

 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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祥子20111231天前

2#

  宋神宗在熙寧年間(1068——1077)重用王安石變法,變法失利後,又在元豐年間(1078——1085)從事改制。就在變法到改制的轉摺關頭,發生了蘇軾烏臺詩案。這案件先由監察禦史李定告發,後在禦史臺獄受審。禦史臺自漢代以來即别稱“烏臺”,所以此案稱為“烏臺詩案”。


  北宋神宗年間蘇軾因為反對新法,並在自己的詩文表露了對新政的不滿。由於他當時是文壇的領袖,任由蘇軾的詩詞在社會上傳播對新政的推行很不利。所以在神宗的默許下,蘇軾被抓進烏臺,一關就是4個月,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寫的詩的由來和詞句中典故的出處。


  由於宋朝有不殺士大夫的慣例,所以蘇軾免於一死,但被貶為黄州團練副使。


  元豐二年 (1079年),蘇軾移任湖州 (浙江省吳興縣),七月遭禦史臺所派遣的皇甫遵等人逮捕入獄,他們指證蘇軾在詩文中歪曲事實,誹謗朝廷。


  禦史李定、何正臣、舒亶等人,擧出蘇軾的《杭州紀事詩》做為證據,說他“玩弄朝廷,譏嘲國家大事”,更從他的其它詩文中挖出一句二句,斷章取義的給予定罪,如:“讀書萬卷不讀律,致君堯舜知無術”,本來蘇軾是說自己沒有把法律一類的書讀通,所以無法幫助皇帝成為像堯、舜那樣的聖人,他們卻指他是諷刺皇帝沒能以法律教導、監督官吏;又如“東海若知明主意,應教斥鹵變桑田”,說他是指責興修水利的這個措施不對。其實蘇軾自己在杭州也興修水利工程,怎會認為那是錯的呢?又如“豈是聞韶忘解味,邇來三月食無鹽”說他是諷刺禁止人民賣鹽。總結一句話,是認定他膽敢譏諷皇上和宰相,罪大惡極,應該處死刑。


  蘇軾在禦史臺内遭到嚴刑拷問,他自認難逃死罪。最後終能幸免一死。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,蒙神宗的恩賜被判流放黄州(湖北省黄岡縣),蘇軾被拘禁近百日,後獲釋離開禦史臺之獄。後人把這樁案件的告訴狀和供述書編纂為一部《烏臺詩案》。“烏臺”即禦史臺。《漢書·朱博傳》:“是時,兀禦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;又其府中列柏樹,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,晨去暮來,號曰朝夕烏。”後世便以禦史府為烏府,禦史臺為烏臺。由於這案的發起者都是禦史臺的言官,他們包括禦史中丞李定,監察禦史里行(禦史臺的見習史官)舒覃、何正臣等,因此稱為“烏臺詩案”。


  蘇軾致禍的原由,除上述的“莫須有罪名”外,據說是因為得罪了當時的宰相王安石。當時人的筆記里曾記載其事。


  說蘇軾在朝廷當禮部尚書之時,有一日,他去王安石的書房烏齋去找王安石,王不在,蘇軾見烏齋臺桌上擺着    一首隻寫得兩句尚未寫完的詩——“明月枝頭叫,黄狗臥花心。”


  蘇東坡瞧了又瞧,好生質疑,覺得明月怎能在枝頭叫呢?黄狗又怎幺會在花心上臥呢?以為不妥。於是提筆一改,將詩句改為“明月當空照,黄狗臥花蔭”。


  王安石回來後,對蘇軾改他的詩極為不滿,就將他貶到合浦。蘇東坡到合浦後,一天,他出室外散步,見一群小孩子圍在一堆花叢前猛喊:“黄狗羅羅,黑狗羅羅,快出來呀?羅羅,羅羅羅羅。”蘇東坡出於好奇心,走過去問小孩喊什幺,小孩說,我們叫蟲子快點出來,好捉它。蘇東坡湊近花前一看,見有幾條黄色、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蟲在花蕊里蠕動。又問小孩說這是什幺蟲?小孩說:黄狗蟲,黑狗蟲。蘇東坡離開花叢,來到一棵榕樹下,正碰到樹上一陣清脆的鳥叫聲,問旁人,這是什幺鳥叫?旁人答道:這叫明月鳥。此刻蘇東坡才恍然大悟,知自己錯改了王安石的詩。


  這段記載的真偽已不可考。從史實上看,王安石罰蘇軾,錯改兩句詩似乎不是王安石討厭蘇軾的真正原因。其實質上的原因,當是政治上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。所以,蘇軾才會在仕途有所不顺。


  1079年7月,蘇軾在湖州任上,因烏臺詩案獲罪入獄,次年元月,被流放至黄州。詩案之前,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來,蘇軾曆任密州知州、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,政績卓着。其詩詞作品在整體風格上是大漠長天揮灑自如,内容上則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。而詩案之後,雖然有一段時間官至翰林學士,但其作品中卻少有致君堯舜的豪放超逸,相反卻越來越轉向大自然、轉向人生體悟。至於晚年謫居惠州儋州,其淡泊曠達的心境就更加顯露出來,一承黄州時期作品的風格,收斂平生心,我運物自閑,以達豁然恬淡之境。


  以烏臺詩案為界,蘇軾的詩詞作品在創作上有繼承也有明顯的差異。在貫穿始終的“歸去”情結背後,我們看到詩人的筆觸由少年般的無端喟歎,漸漸轉向中年的無奈和老年的曠達——漸老漸熟,乃造平淡。


  首先,在題材上,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蘇軾的“具體的政治憂患”,而後其作品則將側重點放在了“寬廣的人生憂患”,嫉惡如仇,遇有邪惡,則“如蠅在臺,吐之乃已”。其行雲流水之作引發了烏臺詩案。黄州貶謫生活,使他“諷刺的苛酷,筆鋒的尖銳,以及緊張與憤怒,全已消失,代之而出現的,則是一種光輝溫暖、親切寬和的識諧。醇甜而成熟,透徹而深入。”


  其次,在文化上,前期尚儒而後期尚道尚佛。


  前期,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會責任,他深切關註百姓疾苦; 後期,尤其是兩次遭貶之後,他則更加崇尚道家文化並回歸到佛教中來,企圖在宗教上得到解脱。他深受佛家的“平常心是道”的啟發,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過上了真正的農人的生活,並樂在其中。


  第三,在風格上,前期的作品大氣磅礴、豪放奔騰如洪水破堤一瀉千里;而後期的作品則空靈雋永、朴質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遠溢清。


  就詞作而言,縱觀蘇軾的三百餘首詞作,真正屬於豪放風格的作品卻為數不多,據朱靖華先生的統計類似的作品佔蘇軾全部詞作的十分之一左右,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,是那個時期創作的主流。這些作品雖然在數量上並不佔優勢,卻着實反映了那段時期蘇軾積極仕進的心態。而後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風貌,也有娛賓遣興,秀麗嫵媚的姿採。諸如詠物言情、記遊寫景、懷古感舊、酬贈留别,田園風光、談禪說理,幾乎無所不包,絢爛多姿。而這一部分佔了蘇軾全詞的十之八九左右,其間大有莊子化蝶、無我皆忘之味。至此,他把所有的對現實的對政治的不滿、歇斯底里的狂吼、針尖麥芒的批判全部驅逐了。其題材漸廣,其風格漸趨平淡致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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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資料: 匿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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